丁東小群：昨天，我们发表了文章《悼念郭小林》，不少读者欲进一步了解郭小林的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2022年8月26日，郭小林曾接受一位学者采访，自述生平。这次口述采访的整理稿不曾公开发表。蒙这位学者同意，本公号选登郭小林的口述，以示对逝者的深切缅怀。 郭小林：我小时候，得了一种很厉害的寄生虫病。因为我一岁的时候，组织决定：女干部们的孩子满一岁后要工作。我妈就把我送到农民家去了，这是组织安排的。当时卫生条件太恶劣了。直到天津解放的时候，我两岁多，组织上才把我从老乡家接出来，送到天津最大的医院，大夫诊断是双钩绦虫病。 我小时候发育不良，这个病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身体不好、瘦弱，我妈就让我晚点上学。我七岁上学，上的是育英小学。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我当时学习还不错，老师也挺喜欢我。因为离家特别远，住校，就有一种孤独感。 中学，我一开始上的是北京男二中。这是一所不错的学校。我在男二中读了一年初一，学习成绩算比较好的，这也是我在整个读书生涯中比较快乐的一年。后来我妈一拍脑瓜，也不征求我意见，就让我从北京男二中转到景山学校。这是一个红色贵族学校。我妈认为北京城的官太太都把孩子送到景山学校，以此为荣，她也要赶时髦，拉着我就去了。我满心的不情愿。 到了景山学校，人家问，儿子是上五年级上学期，还是上五年级下学期？当时景山学校搞教学改革，一会儿是九年一贯制；一会儿又学习苏联十年一贯制；一会儿不学理科，就学语文; 一会儿又改回去了，还是十二年。我印象中，景山学校的学制跟普通中学不一样。 这所学校主要是中宣部的子弟，有一些部领导的孩子，还有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当时中宣部听到毛泽东有一些关于教育的谈话，比如不要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学生，不要搞突然袭击，可以不考试，学生上课可以打瞌睡，不要上这么多课等等。中宣部教育处就想着迎合：毛主席提了这么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要照办，我们要试验一下毛主席的方法，中宣部就成立了一个学校：景山学校。 国家在财政上对它是倾斜的，这个学校愿意招大干部的子弟。干部子弟都是慕名而来。像我这样的，人家就说考一考吧，就是走了个过场，考了肯定就录取。为了体现有教无类，表明不同层次的学生我们都可以教育好，景山学校还收编了东官房小学、黄化门中学的几个普通班级，这些学生大概占景山学校学生的三分之一吧。结果，这个学校搞得不怎么样。 当时的校长是童大林，他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教育处处长。景山学校的师资参差不齐，有些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毕业直接就到景山学校来了，可能也有通过关系来当老师的。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被分到一个乱班，同学学习成绩参差不齐。 转学的时候问我：你要上五年级上学期，还是五年级下学期？景山学校是九年一贯制，五年级上学期相当于一般学校的初一，五年级下学期相当于初二。我妈就说，就让我孩子再上一年初一吧。结果，我在男二中已经上过一年初一了，到了景山学校又上了一年初一。 景山学校曾经取消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美术、音乐、体育，只有数学、语文、英语、政治四门课。语文课特别多，古文特别多。叫我们一人买一套《古文观止》。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古文只选几篇。但景山学校在《古文观止》里选了五十篇古文，要求能理解，会背诵。国学的成分在景山学校特别明显。 景山学校的古文教育份量大大地超过了一般中学，但数理化差好多。我后来学习挺好的。心理研究所老师到景山学校来搞测试，我是考得最好的。心理研究所老师还找我谈话，说：这次抽查你的成绩最好。这跟我上了两年初一有关系。这跟我平常喜欢读书，爸爸也让我背唐诗，都有关系。 但我们那会儿物理、化学全都不懂。我后来特别喜欢历史。我到了景山学校，比班上的同学大两岁。十二、三岁的孩子和十四、五岁的孩子，有一个界限：前者叫青春发育期前期，后者叫青春发育期。 青春发育前期的小男孩，已经有男女意识，表现出讨厌女孩子；到了青春发育期一下就转变了，特别喜欢看女孩子，想得到女孩子的注意。但当时不懂这些。我到了班里，别的男孩子都在讨厌女孩子、还在分男女界限的时候，我整天偷偷关注女孩子，大家特别讨厌我。 男二中是男校，全是男孩子，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到了景山学校，是男女合校，我没有完成心理上的适应过程。我谁也不理。他们都入团了，我没有入团，他们排斥我，我也看不起人家。班上有一个一米八的同学，十七岁，是班里的头儿，全班同学都得听他的。有一次他就找了个茬儿，把我打了一顿，骑在我身上，打了我十几个耳光。 我那时候个子矮，坐第一排。我被打了以后去找老师，老师不管。老师是利用大个子同学来管班里的淘气孩子，以学生治学生。老师没有主持公道，我对这个班的印象更不好了。我跟同学们也不来往，种种因素凑合起来，导致我得了轻微的抑郁症。其实抑郁症也是我后来分析出来的。 当初的表现就是心情很不好，有一些异常行为，在家里跟姥姥发脾气，跟两个妹妹发脾气，性格变得内向，不爱说话了。我父亲在1965年5月份的日记里写过，他在新疆给我母亲写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几次批评我，除了打他（郭小林），就没有爱过他，这样的话像箭一样穿我的心，反正我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实际上，父亲对我很忽视。初中毕业，我考上了景山学校高中。但我不想上，厌学了。抑郁症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北大荒农场派人到北京音乐堂，给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学生做了一次报告，把北大荒描绘得很好：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去了以后实际上根本没有。 另外，郭小川作为三五九旅的老兵，1963年曾专门去新疆制作了一部很有影响的纪录片《军垦战歌》。这些，都是我报名去北大荒的原因。我想改变自己境况，现在有了一个机会，虽然并不是最佳选择，但总比我最不愿意待的那个学校和班级要好。 我爸挺支持我报名。他当时觉得我有点异常，没有功夫管我，顾不上我。1964年，我爸是《人民日报》记者，整天在外边跑，采访，写东西，基本不在北京。他去四川一个军工厂采访了好久，也写出来了，后来有关方面说涉及军事机密，没有发表。 他还到了广东，是陶铸邀请他去的，陶铸想让他到中南局工作，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人民日报》又把他叫回来参加四清，到农村待了一个月，肝炎犯了，只好回家休养。 1964年，国家宣传了一大批下乡模范，像侯隽、邢燕子、董加耕，都是普通人的子弟。我1964年9月1号动身，9月3日到北大荒，离十七岁还差一个半月。我在北大荒待了12年，天天干农活。 当时领导干部子弟很少有下乡的。即使下乡，也是镀两年金就走了。但普通人的子弟可能真的就是扎根一辈子。我下乡的时候，我妈曾给北京市劳动局写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把小林送到乡下去，就是用双手把他献给党。我上了祭坛。她就是想得到党的信任：我什么都舍得，儿子也舍得。我父亲没来送我，我妈妈应该是送我了，但她是最后一刻到北京站，我没看见她。 1963年开始，北京有计划、有目的地每年输送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和没考上高中、大学、找不着职业的社会青年到北大荒去。1963年叫第一批，1964年叫第二批，1965年叫第三批，我属于第二批。这是北大荒的说法。实际上要再早推，1958年胡耀邦送过一批志愿青年，就是杨华为首的北京志愿青年垦荒队，那才是第一批。 郭小林：我去了北大荒以后，发现条件很艰苦，都是草房子。我们给自己鼓劲，说我们是自愿来的，不怕苦，要过劳动关、生活关，哪怕伙食很差，劳动强度很大，我也适应了。 我最主要的毛病是没有过好群众关系这关，这也是我的性格导致的。当地农场的那些工人都挺淳朴的，对我们挺好的。我主要的问题是跟连队、生产队的领导、跟知青的关系处得不好。我前两年都没有探亲，第三年也不是我要探亲，是文化大革命了，让我去外调，路过北京，就算探亲了。 在北大荒，我们有一个男工班，1960年前后冬天赶着牛车沿途收死尸，当然不一定很多，这些都是北京划的右派、聂绀弩他们那一拨的，在释放回家的路上活活累死的。这些人当时已经极度疲乏，又回家心切，体弱衣单，要走几十里路。赶到我去时，已没有路边倒的死尸了，这件事是老职工告诉我的。 当时有四十万知青去了北大荒。北京、上海、哈尔滨、温州、杭州这些城市，那么多中学生没有出路，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去，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北大荒在中苏边界，如果中苏打起来，这么多人可以抵挡一下子，其实也没什么用，但至少会迟滞苏军的速度吧。 我们平时主要是种地，也给我们发了武器，也练兵。这帮知青的主体是红卫兵，他们在大城市造反、闹腾了以后，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这样分散、瓦解、下乡，可以淹没在农民中。我是到了北大荒以后开始写诗的，并不是父亲要求我写诗。 到了北大荒后，我有一种精神上的释放，脱离了原来学校那种抑郁的环境，来到广袤的大地上，躺在运粮食的马车上，看着蓝天白云，就有一种遐想。当时生活上很艰苦，但我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我就开始写。 我的诗在写作风格、选题、用词上受父亲影响很深。当时全国的基层都在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演小节目、办黑板报，这些我都积极参加。我是连队里一直坚持办黑板报的，别人半途都退了，但我办了几百期。黑板报虽然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但是个练笔的机会。当时我们的文学营养，就是上海的《萌芽》等杂志。大批来知青中，一些喜欢文学的、写写画画的人，很快就被提拔到团、师、兵团三级的宣传部门去了。我是文革前去的，跟他们有点不同，把我算作旧农场修正主义路线的“宠儿”。 我当时加入了黑龙江省的炮轰派，我们这个团文革前去的知青有几百人，全加入的是炮轰派，是少数派。当地两派斗争，掌权的人觉得我们属于反革命。当时中央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到了下边就把我们当成反革命了，我还被关了几天，是自己连队搞的监狱吧，不过也没受什么罪。我能很快被放出来，因为上面干预了一下，怕把这些知青关起来，对新来的大批知青有刺激，就把我们都放了。 放归放，还留了个尾巴，叫“内控人员”，使用可以，不培养，所以“待遇”与老三届是有区别的。农场基层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像温吞水，没有武斗，没有死人。老百姓最感兴趣的是男女关系这些事儿，职工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就斗破鞋。一些造反派，就是借出身好不好来报私仇，文革中这种事挺多的。 知青之间主要是从地域上划分的。比方我们那个连队，有五十个北京知青，、五十个上海知青，五十个哈尔滨知青，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学校的，就“抱团”了。我单独一个，跟1968年以后去的北京知青不是一拨的。1964年，全农场才去了一百多个知青，就像撒芝麻、点豆一样，一个连队去两三个、四五个或者七八个，后来又都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跟肖复兴是回北京以后才见的面。原来我没见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我现在还保留着他在《合江日报》上登的一篇小诗，那纸都破烂了、都黄了。我估计他的情况跟我类似，是有热情、有理想的青年，看不惯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和坏人坏事，要说出来，要给领导提意见，就边缘化了。我也是这样。北京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去的知青，一些人有热情、有理想。当时就喜欢写点诗的有很多，这些人都比较好。比如我们连队50个北京知青，有25个是男四中的，他们比较优秀。 1968年底，兵团成立了师部、团部，都是现役军人。师部把我借调过去，让我去计划科刻钢板，刻了三十天钢板，说我表现不错，准备把我留下来。这样我就会成为四个兜儿的干部，由农工变成干部，虽然不穿军装。但我特别不识抬举。科长找我谈话时说：我们就一个要求，你要和你参加的那个反革命组织“炮轰派”划清界限。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想，不是说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吗，怎么又成了反革命了。我那会儿很幼稚，就说我喜欢搞创作，希望在基层呆着，我就回去了。 后来兵团部把我调去了，当时有个《兵团战士报》，我发表了一首诗，叫《战士爱边疆》，在四十万知青里引起了一些反响，好多知青互相抄，演节目的时候还朗诵这首诗，但我不知道，是人家告诉我的。《兵团战士报》后来又登了我好几首诗，决定把我调过去，也是遇到“炮轰派”的问题。他们跟我说，因为你这个“炮轰派”的问题，我们跟兵团宣传处争取了好几回，现在达成协议，你先去当校对，等过几个月再转正。我一听就火了，我心想，我是文革前去的，比那些知青资格老多了，他们是记者、编辑，我当个校对，多难看啊。我又走了。 《战士爱边疆》投合了兵团安抚知青的愿望。四十万知青，根本不想待在北大荒，就想回家，很多人都不在那儿谈恋爱、结婚。我大妹妹郭岭梅、小妹妹郭晓惠也说过：绝不在那儿谈恋爱。 有一次让我们到省出版社“掺沙子”，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调了四个人：梁晓声、牛耕、毛四维和我。我们刚去大概一个月，就赶上了一次运动。我们就成了右倾回潮的例证了，省出版社说，这些臭老九还专门找这些没改造好的小知识分子来“掺沙子”，属于“右倾翻案”，就不敢要我们了。 另外，我个人也犯了个错误。我住在出版社附近的一个小旅社里，有一天，我看见出版社的科技编辑室里有一个大厚本的外国科技画报，印刷非常精美。我没看过，就特别想看，我跟他们说想看，他们不借给我。晚上，我就偷偷拿个小卡片、一捅那个撞锁就开了，我就跑进去偷看了，画报就摆在桌上，被出版社夜里值班的门房牛师傅逮个正着。马上把社领导找来了，说抓了个小偷。我解释说，我是文艺编辑室的，借调来的，然后谈了半天，社长半信半疑地说，那你先回去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他一上班，就问科技编辑室，你们谁丢东西了，大家翻了翻，什么都没丢，这就算洗清小偷的罪名了。但无组织、无纪律，擅自闯入的恶名是留下了。 我们四个都被退回了原单位。过了这阵风，他们三个处境不错，梁晓声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牛耕仍然回出版社了，他老跟编辑室的领导联系，东北人特别能喝酒，就建立了酒肉朋友关系。 牛耕前些年挺活跃的，现在办了公司，还写东西。前五六年，他到北京来，就在临长安街的贵宾楼，有个红墙咖啡厅请我们这些知青吃了顿饭。毛四维后来也上大学了，当外交官，还在电视上开过讲座。我就回家种地去了。 爸爸的老战友冯牧，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我从小跟他住一个院。他没孩子，他觉得我爸爸对我比较冷淡，就对我特别好，视同己出。我去北大荒，我爸爸一句话没说，冯牧倒送给我一把云南少数民族带刀鞘的匕首、一件四个兜的旧军装。那时候军装非常宝贵的。到了北大荒，这军装我一天没穿，他们这个演节目借一下、那个演节目借一下，最后弄丢了。匕首也叫我们连长没收了，他说小青年拿着不安全，就拿走了。 我后来写了一些东西，寄给冯牧，他都看。开头也没说什么，后来慢慢地提点意见。但他默默地做了一件事。他的老部队是云南十四军的班底，后来组建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工团、创作组等。他当过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有好多部下跟他关系非常好。他培养了好多人，包括白桦、公刘等。他特别爱才，一直挺关注我的，觉得这些诗写得不错。他主动把我这些诗推荐给昆明军区文化部的那些老部下，老部下也觉得不错，就逐级送审，最后批准：我们要这个人。 冯牧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平淡地说：小林，你愿意到部队当兵、搞创作吗？我已经跟昆明军区的人联系了，他们看了你的作品，觉得不错，同意接收你。你愿意来吗？我当时谈恋爱了，就问我对象，我要去昆明了。对象是个农村姑娘，她说，你如果走了，我怎么办？我觉得，不能辜负人家，我就给冯牧回信说：我打算一辈子在北大荒扎根，不去了。后来，我爸爸也想帮我，但不行。因为他自己也倒霉了。他说，曾给47军军长老战友黎原写信，人家没回。直到我爸去世，我去的那个地方都不给我安排工作，也不给我前妻安排工作。我爸爸安慰我说：你们俩不要担心，我养活你们。我爸去世的时候，我三十岁。 ----郭小林是詩人郭小川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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