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小吴”（1） 1951年2月23日，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进退失据，在凄风苦雨中去世。次日，弟子周恩来和黄敬均以私人身份前往悼念。周读张的遗嘱，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又说：“小吴可以回来嘛。” 张氏病逝前数月与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得意地提到这两位得意弟子：“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这个吴国帧就是周口中的“小吴”。 时钟⏰从1951倒转到1915年。17岁的周在南开就读两年之后，与少年吴国帧（时年12岁）结为换帖兄弟。 这对换帖兄弟都是大家庭出身，但其时境遇不同，周家日渐败落，而吴家却顺风顺水。后来，他们先后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且分属你死我活的敌我阵营，也算别无分店的传奇。 吴先行一步，在时代周刊封面上亮相的时间是 1950年8月7日。封面英文标题为“Formosa's Wu”。周则在韩战期间的1951年6月18日。封面标题是Communist Leader Chou En-Lai。但周后来居上，先后上过6次时代周刊封面。 如果时代周刊的编辑有幸看过两人唯一的合照，见附图3，一定妙笔生花，写出更深刻的故事。 周的故事人尽皆知，先单说吴。 吴国桢（1903年10月21日—1984年6月6日），字峙之，鄂省建始人。 其父吴经明，少有才，很早就中了秀才，而且是众望所归的未来举人、进士。恰恰这个时候，科举废止了。张之洞爱惜其人，以官费督其去英国留学，被其拒绝，理由是不相信能从一个女人统治过的国家学到什么好东西。继任的总督没有张之洞那么好说话，直接将其官派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吴国帧是其次子，在其赴日后不久降生。此子更是早慧。3岁时即能将8岁哥哥吴国炳的课本背熟大部。 吴经明学成回国后在保定军校当教官，清庭授予四品衔，以后官拜民国中将。 1908年，吴经明从京到鄂考察长江陆军学校，顺便回家乡建始凉水埠省亲，只在家呆了一个晚上。 妻子朱芷英这回不干了，找到婆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管吴经明在哪里，我都要去找他！” 老太爷担心因此有碍儿子今后的仕途，不给儿媳路费。朱请人做了两副滑竿，一副自己坐，另一副给两个儿子坐。她掏出自己的私房钱作路费，又邀约了一位族弟在路上做伴。 一行走了七天，才到达宜昌。在此地，吴国柄和吴国桢兄弟第一次看见长江，彼此感慨：好大一条河啊！ 一行人又一起坐着五等统舱，在武昌上岸，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大街之上，威风凛凛来了一台八抬大轿，兄弟俩慌张躲避中发现，轿里坐的正是父亲。从此，一家人得以团聚。 朱芷英出身书香世家，其弟朱和中后来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有这样的娘家人作后盾，朱芷英才敢顶住婆家的压力，千里寻夫。如果不是她的远见，吴国柄、吴国桢兄弟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野三关。 吴氏兄弟先后进入南开中学。吴国炳与周恩来同届，但似无多少往还。次年吴国帧入学，是全校年龄最小者，深受张伯苓关爱，也引来周的关注。 周组织敬业乐群社，特设童子部，选吴当部长。“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刊出。” 周加了大段按语，其中说：“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植颇感蹊跷，侃侃而谈的周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是早已死去，要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 南开一别后，吴入读清华，获选赴美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后归国。 1927-28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及交际科科长等职。 有一天，吴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 吴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 此人回答却是:“不，我不是周恩来。” 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事，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从1928年起，吴转赴华中任职，任汉口市土地局局长、财政局局长，使财政扭亏为盈。1932年初时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对这位年轻的留美博士印象好极，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市长，年仅二十九岁。 直到1937年下半年，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 “峙之，这壶绍兴老酒，你还认得它的味道吗？”──1937年9月25日夜，汉口法租界一座小洋楼里，周恩来举杯问对面的吴国桢。客厅窗外即是长江，江声浩荡；屋内灯影摇动，两人相视而笑，仿佛一瞬间就回到了少年时代。 此刻的周，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兼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吴国桢，则是资深的汉口市长。 客人陆续告辞。周恩来抹了抹额头的薄汗，笑着说：“峙之，你对眼下这顶乌纱，可还满意？” （待续）
上节证小六子早通共匪，本节说周公公疑是同志 周到底是不是同志？似乎尚没有一部正经的书给出正经的证据。不过，被中共官方称赞的作家Dick Wilson在《周恩来传》中留下蛛丝马迹： 一、男性榜样问题： “由于生父没有尽责任来照料他，养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前就去世了，而几个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对他起了作用，所以周从未有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父辈形象，也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行为举止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 二、同性朋友 周青少年时期的同性朋友不少，其中有据可查的有三“吴”。Wilson此书中着墨最多的一位乃是大吴，即是书中的“吴大个”。 Wilson详细描写了他们在南开中学的初见： “当他进入四班的教室时，唯一空余的位置是挨着一个叫吴大个的非常高的学生，周不得不与他同桌上课。南开的学生们和中国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常常根据他们所来的地区形成一些小团体。吴是一个摔跤冠军，是东北小团体的领袖，这个小团体比起其他小团体来，显得大而热闹…… ‘喂，吴，你在哪认识了这么一个英俊的男孩?’一个东北学生说。‘还穿着一双非常好看的袜子。’另一个补充说。 当时周的确穿着一双红蓝相间的袜子，对此那些东北学生明显觉得挺好笑，这使周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起来。姓吴的那个同学带着自己的新同桌到处转。在那以后的几天里，那些东北同学总是逗弄周，说他穿花袜子，还说他穿衣整洁。但后来他们犯了个错误。有一次周和吴一起去上课，当他们再次逗弄周时，没想到他身边的新保护人吴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从此以后，那帮学生再也不敢开此类玩笑了……周渐渐地与吴形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一起吸收了6个结拜兄弟。周的另一个伙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叫马骏，是个穆斯林。” 这6个结拜弟兄中有一位被周称为“小吴”的人，他们之间的故事源远流长，另文再叙。 周的种种传记里，南开新剧社的演出总是浓墨重彩的一页。Wilson这样描述： “由于周长得好看，声音尖细，以及他巨大的魅力和沉着冷静，他明显是这类角色的候选人。因为周志愿演了一次，以后便形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扮演女角色，在《玩偶世家》中演娜拉，同样在《一元钱》《一念之差》里扮演了更朴实的女角色。周的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值得自豪的是当《一元钱》这场戏1915年从南开转到北京演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甚至因扮演女角色而收到了表示崇拜的信件。” 所有吹捧周公公的传记作品中，却都忽视一个反差：他的中学学业如此出色，却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 “吴大个”再一次英雄救“美”，他本人“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吴劝说其他3个在日本留学的好友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起每个月为周捐助10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人的五分之一。” 1917年9月，周来到日本，“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在这所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人学考试。”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周却两试不第，心情沉郁。吴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 “1918年，当秋日来临之际，周感到丝丝凉意。这时，吴邀请周到他那里去和他住在一块儿……最后一封信感动了周。他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热泪盈眶地扑进了他中学时的老朋友吴的怀抱。” Wilson这最后一句的描写，太直白不过了。接下来，这三人一起生活了大半年，让人联想起新西兰激流岛上的顾城夫妇和英儿。 “周现在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作为自己的任务。有时，当吴氏夫妇回家太晚时，周便给他们做晚饭。吴不时带回来一瓶酒，他们便一起欣赏周的烹饪手艺。正如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周不介意他的伙伴们把这称为‘女人的事情’。” 他们一起醉酒、吵架，到了次年3月，周再一次落第，决定回国。如附图，周说：“浪荡年余，忽又以落第，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来共酌，并伴以子鱼、幕天，醉罢书此，留为再别纪念，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 此次酒局，却缺了“吴大个”，不知何故？ Wison书中再次提到吴，是周1922年来到巴黎后不久。周把一张“照片印到明信片上，马上寄给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一张寄给了在京都的老朋友吴，上面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妇女也是美丽的!’在背面还写着:‘这儿有如此众多的朋友，有如此怡人的风景，难道你不向往吗?’” 后来，周转型成为职业革命家。“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 Wison似乎是故意隐瞒了吴大个的名字，其全名为吴瀚涛，字涤愆，别号达阁。他后来又前往美国，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 1930年回国，历任东北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后亦从政，官至合江省政府主席等职，1988病逝于台北，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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