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的一年！ 1967年1月，30岁的阎长贵被安排到江青身边，担任机要秘书。1968年1月，他被隔离审查，离开江青。整整一年，他每天面对的，是大量文件、不断响起的电铃，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批评。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经历，他首先做的并不是讲什么“惊天内幕”，而是纠正一些流传甚广的说法。他明确表示，所谓“江办”“江青办公室副主任”等说法并不准确。江青确实有自己的工作办公室，但中央办公厅并没有像“林办”那样，专门成立一个庞大的“江办”。他给江青发文件时，信封上的落款通常只是“江青同志处”。 阎长贵的主要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收发和管理文件，但实际工作量大得惊人。当时江青收到的中央文件、军委文件、中央文革文件以及各种《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快报》《来信摘要》等材料，每天少则几十份，多则上百份，堆起来有时达到半尺厚。全部送进去，江青根本看不过来；如果少送了，又可能被认为是秘书“扣了”文件。因此，阎长贵每天最重要、也最费脑筋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文件分类。他把文件分为“必须看”“参阅”和“浏览”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中央重要文件、重要领导人的传阅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的亲启件，以及重大政治事件和需要江青表态的请示材料；第二类供她参考；第三类有时间可以翻阅，没时间也可以不看。每天早晨，他把三个卷宗放到江青办公室，江青看完后再由他收下来，登记、发出或者存档。 这份工作最让人紧张的，并不是文件多，而是江青随时可能按铃叫人。阎长贵特别澄清，一些所谓“江青打电话叫小阎”的纪实描写是编造的。中央负责人呼叫工作人员，一般都是按电铃。江青的办公室、卧室、餐厅都装有电铃，响一下叫秘书，响两下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叫警卫员。秘书必须随叫随到，因为谁也不知道铃什么时候响。1967年冬天，有一次阎长贵恰好离开办公室办事，回来时江青已经按铃找他。江青见到他后非常生气，直接责问：“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随后又说了一句：“真是，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阎长贵只能认错。江青随即让他赶紧把一封“急件”发走，他接过来才发现，那是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而且已经封好。他不知道信中内容，只能立即交给机要交通。从江青按铃到信被送走，前后不过几分钟，却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这句话之所以刺痛阎长贵，是因为他确实是江青身边学历最高的工作人员。1961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来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大学毕业而骄傲，更没有因此怠慢工作。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戚本禹，对方却半开玩笑地说，挨江青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全国这么多人，能直接挨江青批评的又有几个？阎长贵后来回忆，这其实是一种“阿Q精神”，但在江青身边工作，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点这种精神，否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时江青的工作量很大，阎长贵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他曾多次提出增加一名秘书，还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反映过。后来江青也知道他很忙。有一次，她对他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阎长贵只好继续一个人撑着。直到1967年国庆节以后，中央办公厅才派杨银禄来和他一起工作。两人共事三个月，关系很好，但1968年1月，阎长贵被隔离审查，杨银禄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后来杨银禄一直做到1973年6月，才被江青换掉。 阎长贵还提到一个让他多年以后仍然印象深刻的细节。毛泽东身边负责收发、管理文件的秘书徐业夫曾经提醒他：“你要以江青同志的意志为意志。”年轻的阎长贵听到这句话时很不舒服，他觉得秘书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吗？但多年以后回头看，他才意识到，这句话其实是在提醒他：江青的意志不能轻易违拗，做她的秘书必须谨慎。阎长贵说，自己当时虽然恭敬、勤恳，江青让他办的事情从未违拗，但并不是一句自己的意见都不敢说。他偶尔也会向江青提出一些看法，只是这些意见在当时看来，都是为了维护江青的形象。 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件事：自己担任江青秘书一年，从来没有给江青起草过讲话稿，只帮她推敲过一次讲话记录。1967年11月，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召开文艺系统座谈会，录音整理后的讲话稿交给阎长贵修改，他主要做的是文字润色，内容上只增加了一句话：“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后来这份讲话被转发全国。至于一些书里描写江青如何拍拍他的肩膀、许诺他将来成为“头面人物”“一路诸侯”，甚至说只要忠心耿耿就能获得“锦绣前程”，阎长贵明确表示：这些都是瞎编的。江青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也没有拍过他的肩膀，更没有给他许诺过什么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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